香港大楼位于和平区睦南道2至4号，为我市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该建筑建于1937年，面积：4813平方米为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的公寓式住宅楼，当时多为社会名流及中产阶级居住。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五层楼房（带地下室），建筑平面平面呈“L”形，采用以“起居室”为中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布局，功能合理，设施齐全，转角窗的处理显示了先进的结构设计理念和技术。目前其设计功能仍不落后，厨房、卫生间乃至室内的木地板、木楼梯、壁炉、水磨石地面等保存较好，至今仍在使用。立面凸出的红砖窗套与浅色混水墙面对比使用，韵律之中富于变化，形成独特的肌理，具有明显的现代建筑特征。
作为公寓式住宅楼，香港大楼自建成后居住过多位社会名流。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曾居住过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的工商界、知识界人士。其中名人有银行家资耀华及其后人——著名舞蹈家资华筠，另外还有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大楼居住过不少省、市领导人。
楼里有个少年俱乐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被称为“高干子弟”的孩子生活在香港大楼，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令他们感念至今。
方纪之子方兆麟回忆在很多普通人眼中，“高干子弟”是一个让人好奇而又艳羡的群体，因为出身的特殊，他们的生活在常人看来既神秘又安逸，人们总会认为，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一定会与众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香港大楼里住进了一批当时的天津市领导，他们的家人也随之在这里安家。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领导们的后代在香港大楼里度过了青葱岁月，那段幸福时光不但带给他们年少的快乐，也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中树立了最早的人生观。如今，曾经生活在香港大楼的领导们或已仙逝，或已耄耋之年；而当初在楼里楼外调皮玩闹的少年们也已两鬓渐白，但那段在香港大楼的生活却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现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方兆麟就是其中一位。
“高干楼”里的少年俱乐部
方兆麟的父亲是著名作家、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自1958年住进香港大楼，方兆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段日子令他至今回忆起来依然笑意荡漾。“1960年前后的香港大楼特别热闹，全楼住了二十来户，仅孩子就有70多个，因为楼里住的基本都是领导，香港大楼就被称为‘高干楼’。”
如同电视作品里反映的大院子女的生活一样，方兆麟们也在香港大楼里精彩地策划着自己的生活。“当时父母们工作都忙，我们就自己安排。今天几个人去他家写作业，明天去你家写作业。如有不会的问题就找年长的请教。完成作业后，大家就一起踢球、跳绳、下棋。”方兆麟说，那时他们这些小孩子简直胆大淘气得“没边儿”，他们在五楼的阳台上滑冰，还把那里开辟成了羽毛球场。
无组织、无秩序地玩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不满意这种随意性的活动了，就仿照大人的样子，成立了“香港大楼少年俱乐部”，“我们民主推选了正副主任，我是副主任。确定一楼过道转弯处为俱乐部固定的活动场所。大家把自家的小人书、扑克牌、各种棋等拿出来，捐献给俱乐部，供全楼的孩子玩。我们在一起学习、去干部俱乐部看节目、游泳。另外，我们几位负责人还曾分别在张淮三叔叔，白桦和于志远叔叔家开会，研究与楼外伙伴联系和排练小节目等等。”
“高干”爸爸也爱香港大楼
很多人都好奇，平时在工作上都认真严肃的大领导们，下了班回到家里是什么样子，方兆麟告诉记者，他们的“高干”爸爸们回到香港大楼，也一样放松，但却总是注意在日常的生活中锻炼他们的生活本领。
方兆麟告诉记者，那时尽管大人们都忙于工作，但回到大楼的家来，都继续为香港大楼的公益事业服务。“王佐叔叔、李定叔叔，还有路达叔叔，都相继当过‘楼长’。‘楼长’不仅管理楼内事务，检查安全，组织搞公用地卫生，还要组织大家开会学习，组织各家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活动是，他们要引导我们锻炼、学习和实践。大炼钢铁时，带我们到二宫那边拣废铁，周日让我们到大楼对面的副食店帮着卖东西、扫地。楼道里每次一搞卫生，只要楼长一喊，不仅父母们都参加，我们孩子们都抢着干，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在香港大楼里学会做人
在那栋美丽的香港大楼里，方兆麟和他的伙伴们不但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在父辈那里学到了最根本的做人守则，而这些道理并不是这些“高干”爸爸们通过讲述大道理灌输给他们的，都是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中言传身教。
“虽然，那时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但却没有一点特权。我们每天都被长辈告诫，不许有优越感，不许搞特殊化，父辈们的生活都艰苦朴素，我们过的都是普通的生活。”据说，那时香港大楼里好几家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大孩子穿小了的给弟妹。“大人们自身也都是很好的榜样，像淮三叔叔帮清洁工推车；岢一叔叔给我们修鞋，我爸爸（方纪）还总给小字辈们理发，这给我们很好的影响，我们从不敢享受特权。记得那时因为张淮三叔叔是市委副书记，可以享受小灶待遇，有自己的厨师，也有专车。但他们家6个孩子没有一个和他一起吃小灶，背的书包都打补丁，而且没人敢坐他的车。那时平常、朴素的生活，给我们一生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
1999年末，香港大楼一干小字辈重聚故地，他们在楼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那段年少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也让他们传代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