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棣活住宅位于华山路（海格路）893号，建于1947年，1948年落成。原为永安集团旗下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郭棣活先生的宅邸。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属于现代式建筑风格。这是一幢现代派风格的建筑:平屋顶、白粉墙，水平线、玻璃砖，落地窗、转角窗。平面为不对称布局，根据功能要求安排各种大小不同的房间。宽大的走廊和圆弧形大楼梯更增添了豪华。进门后的屏风和大楼梯采用玻璃砖墙，既有现代建筑通透、明亮的特点，又增添了几分深沉和含蓄。大客厅和大餐厅间以推拉移门相隔，拉开移门即为一个很大的舞厅。大客厅朝向花园是大面积玻璃门，门外是与室内同标高的平台，室内外空间由此连成一片。该建筑的内装修相当考究，如所有门窗均采用双层玻璃，里层透明玻璃，外层磨砂玻璃。再如暖气片上的青铜铸花护罩，楼梯的青铜铸花栏杆，门扇上的青铜铸花装饰等，处处显示豪华。
建筑形体处理上刻意表现现代建筑的几何造型，并体现室内不同的空间和功能。圆柱体楼梯间、弧线形阳台、薄薄的横线条雨棚，现代建筑特征鲜明。室内采用了宽大的走廊、圆弧形大楼梯和玻璃屏风隔断而使各空间融合、流畅。
坚实的“玻璃房子” 从1938年郭棣活购置那八亩地块算起，到1948年东西两栋楼全部落成，前后整整十年。其间因“八一·三”淞沪战役而停工，又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作为“敌产”给日军强占，“郭宅”几经易主，可谓多灾多难。直到郭棣活于1958年离开上海，调任广东省副省长，这座宅院真正的主人居住在那里的日子，前后加起来大概就是十余年。“郭宅”进门便是宽大的走廊，以通透的玻璃屏风相隔。所有门窗均采用双层玻璃，体现出西方现代建筑力求简洁明亮的设计理念。还有底层左侧别致的舞厅，天花板上镶着音响贝司圈，壁炉则以青铜夹花岗石所制，以及柚木护墙板。顺着同样用玻璃砖砌成的法式螺旋楼梯盘旋而上，二楼中间正南的大房间是主人夫妇的卧房，东西两侧分别是男、女公子的卧室。内装饰从整体到细节无不流露着华贵典雅之气韵。造公馆、私寓可是件兴师动众的大事（据说：“郭宅”落成时，举行了盛大的竣工仪式，“四大家族”的头面人物纷纷前来观礼致贺），一朝入住，必已做了长远打算，不太会轻易搬迁。
时任郭家园艺师的张顺发曾介绍：室内、过道以及庭前铺设的地毯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仅此一项，就需200根“大黄鱼（金条）”。可想而知，其整栋建筑的造价必定高昂。令我好奇的是：为何他在国民党政府溃离大陆前的两三年，还要斥资建造东楼呢？商贾都是懂得审时度势的聪明人，对客观环境的变化反应本该特别敏锐。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之际大兴土木，恐怕不合时宜吧。
翻开郭氏族谱，记载着郭姓起源于虢国（“东虢”，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长达三千多年的岁月洗炼中，其“慎终追远，报本思源” 的家族文化并未失色。郭棣活属于中山郭氏一支。1890年，郭棣活的二伯父郭乐为生计，远渡重洋去了澳大利亚。1897年8月1日，他们集资创办的永安水果商店在悉尼正式开张。这是如今资产遍及世界各地的郭氏财团发迹的开端。郭乐为人正直诚实。有一次，他去银行取款。把因职员疏忽多给的现金当场退还了银行。整整500澳元，在当年是笔大数目。他们经商更以诚信为本，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来连当地华侨汇款回乡也委托他们代办，都说把钱交给永安店放心。
对诚信最大的现实保证就是资产实力，而体现实力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出资建造标志性的建筑物。这很可能就是出现这栋“玻璃房子”重要原因之一——纵然构建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接踵而至，也最终铸造起了坚实的信心。其次，在费正清教授关于中国近代血缘家族关系在商业活动中重要性的课题论证中，他指出：“中国近代人们对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实体毫无概念。大公司的事务如同家族事务……”这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所致。近代新兴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正源自家族团结与忠诚。郭棣活的堂哥是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他们一起历经了抗日战争和内战，始终守望相助，共度危难。任何时候，大财团首脑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执政者的敏感神经。郭棣活在风雨飘摇中兴建私宅，何尝不是一种立场暗示，一种对家族其他成员的帮衬呢？与力求最终换取家族人身财产安全的整体保障相比，建房的代价不算太大。这，恐怕也属无奈之举……他们的族谱中还写道：因虢、郭同音，虢国人的后代遂成郭姓。我突然想起曾看到的，象形文字里的“虢”字。此形从手、从攴、从虎，最早出于殷墟甲骨的卜辞。作一手擒虎，一手持械，奋力击虎状，本意为双手搏（或持械击）虎的会意兼形声字——寓意巨大的勇气与力量。 无畏、坚韧、诚信、智慧正是“玻璃房子”的内在精神象征，更应该是一个具备良好商业道德环境的地域标志。郭棣活对商业理想执著地追求和超群的胆略、远见在当下少有比肩者。“玻璃房子”至今照样屹立着，郭氏后裔所控制的新鸿基企业集团也依然常年稳居世界富豪排名前50位之列。现在，一家集团公司承租下了“郭宅”，但愿同时还能秉承那些被遗忘和抛弃的经营信念吧……
补记：郭棣活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尽多次政治风云变幻。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卒于1986年，享年82岁，得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