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襄（1876—1965），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著名古文字学家，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博通金石考古，尤精甲骨，为我国最早鉴识及收藏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所著有关甲骨文字的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研究甲骨文字的罗振玉、商承祚、王国维等所推重。
1962年，87岁的王襄在睦南里居室内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写篆联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当时流落天津，将所携带甲骨约百余片卖于王襄。7月13日，八国联军攻城，炮弹击中书斋，但经王襄弟雪民保护，幸免于难。在日本人占领天津的年代，王襄拒绝把甲骨高价卖给日本人，保存了这批国宝。64岁，王襄归津，在教育界工作。1954年，79岁的王襄出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1956年，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推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1957年9月，王襄由老厢城东门内大刘家胡同故居迁往和平区睦南道睦南里。
在桂林路与云南路之间的睦南道南侧，有两座三层楼高的砖木结构的公寓楼。与周围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相比，这两座公寓楼显得很不起眼，然而，这里却曾经住过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著名的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王襄。沿着睦南道由云南路开始自西向东走，路边的洋楼在夕阳中散发出一种久远而静谧的气息，令人遐想万千。走过睦南道103号，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前一后两座厚重、敦实的现代风格的公寓楼。楼体方方正正，砖缝俨然；透过窗户，能够看到有人在厨房里忙碌，灶上渐渐腾起温暖的雾气，家的温馨感觉扑面而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这里与当年王襄搬来时的样子已有了很大变化。但无论岁月如何更迭，照进窗子的阳光都是一样的温暖明亮，坐在窗前凝神静思的神态都是一样的认真专注。当年，八十多岁的王襄就是坐在自己寓所的窗前，迎着阳光，思索着学术问题，并把每一片掠过脑海的灵感用笔认真记录下来。而今，老人早已驾鹤西去，徒留老楼在时光中孤独地想念。
为了节省空间，搬家时，老房里的许多东西都被王襄处理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字画等都捐赠给了国家。搬进新居时，老人只有几件十分简陋的家具，甚至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一张结实的桌子都没有。后来，还是文史馆的领导特意派人给他送来了一把安乐椅和一张红木桌。但王襄对自己的新居非常满意，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不但有书房和厨房，还有厕所，功能齐全。除非特殊情况，老人平日从不出门，几乎全部时光都在房子里度过。“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通常早晨六七点钟起床，上午看看书、写点东西；下午休息，就是坐着打个盹儿，或者听听半导体、翻翻报纸和杂志；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了。”王成介绍说。王襄很注意养生。很多年来，他都有温水擦澡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脱下上衣，用毛巾蘸着温水擦身，无论冬夏。所以，老人的身体一向不错，极少生病。虽然在学术界德高望重，但王襄从不讲究吃穿排场。家里从来都是粗茶淡饭，最常吃的是馒头、稀饭和豆腐。只是偶尔炖肉，或根据时令买些虾蟹和鱼吃。穿衣就更简单了，在王成的记忆里，祖父几乎没怎么穿过太新的衣服。“他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棉布衣裳，冬天是棉袍和棉裤，夏天是白布小褂。平常穿棉布鞋，冬天穿的是加工好的草鞋，在里边缝一层棉毡，很暖和。”祖父一生勤俭节约，这给王成及其他后辈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王襄一生致力于金石学和甲骨学的研究，到了晚年依然孜孜不倦。每天，他都坐在临窗的桌旁，思考学问。“他一般上午比较清醒，总是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想事儿，想到什么了，就拿起笔记下来。”王襄有个习惯，极少长篇累牍地写东西，而是喜欢随时做记录。在他手边常备的是一支秃了头儿的毛笔和一些小纸片，有时甚至是一张日历纸或一个展开的烟卷盒。他把自己想到的文字随手写在纸片上，然后再慢慢修改、整理，最后形成定稿誊写在纸上。在王襄的晚年，他的许多思想的火花、智慧的语丝和灵感都是这样一点一滴记录下来的。可惜的是，这些纸片后来都没能保存下来。但这一习惯却被王成沿袭了下来，他也有随时在纸片上做记录的习惯，这种点滴积累让他一生受益匪浅。身为王襄的长子长孙，王成陪伴在祖父身边的时间很多。当祖父搬到睦南里后，因为夜里需要有人帮忙翻身，王成和叔叔、妹妹便经常轮流去陪床。他在祖父和祖母的大床旁边搭起一个临时的小床，每当祖父因难受而发出声音时，就急忙过去帮祖父翻身。“祖父年纪大了，有时夜里睡不着，他就大声背书。” 王襄一生学识渊博、国学功底深厚，诗词、古籍无不信手拈来。每当深夜难眠之时，他就诵读古文，有时背《论语》，多数时候背的是唐诗。王成说，祖父会背的唐诗非常多，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还有许多大家根本没听过的。老人家就这样在夜深人静之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着国学之美，也表达着他热爱国学的一片赤子之心。
一生节俭低调的王襄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有的只是无尽的精神财富。从王成记事时起，家里就始终充满民主、文明的气氛。“祖父从不拘泥于繁文缛节，家里所有的婚丧嫁娶都没那么多讲究，很简单、简洁。”王襄虽致力于研究传统国学，但他的思想却能紧跟时代步伐。王家是个大家族，他要求家里的女孩儿一律不缠足，就是娶来的姑娘也一律放足。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学，接受正规教育。王成的几个姑姑因此受益，都上了“官学”。四爷爷家的大姑姑王贞儒就读直隶第一女师时与邓颖超同学，后来两人曾一起主持过天津的妇女工作。有一年，邓颖超来天津看望王贞儒，还特地在睦南里看望了王襄，问长问短，对他的生活关心有加。对自己的儿孙辈，王襄从不强迫他们做什么，一切都随他们的兴趣。王成小时候跟着爷爷读了不少书，也曾把玩过甲骨、学过拓片和篆刻，但他最喜爱的还是航天科技。他长大后，有时候给祖父讲有关飞机的事儿，老人家听得很是认真。二十多岁时，王成参加工作了。祖父知道了很高兴，叮嘱他：“现在工作了，要好好干，别犯轴脾气。”王成请祖父给自己的书斋起个名字，祖父欣然同意，挥笔提了四个字：“求寔书屋。”他希望孙子能够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祖父的训导，王成始终铭刻于心。祖父一生勤奋、节俭、务实的品格，也始终激励着王家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