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黄郛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黄郛(1880-1936)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别字天生,笔名以太,浙江绍兴上虞百官镇人。曾到日本留学结识蒋介石、张群等人,日后随蒋介石等人搞革命。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署长、教育署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1928年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秉蒋介石旨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遭全国人民唾骂而被迫辞职。1936年9月,复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12月6日,因肝癌病逝上海。

 黄郛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一家人合照

黄郛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黄郛旧居位于原民主道3号,黄郛在天津断断续续居住了十年左右。对黄郛而言,南方是他的“祸地”,而北方才是他的“福地”。从他年轻的时候投身革命,到革命失败远走异国,黄郛绐终壮志难酬。直到他携家迁居天津,他的政治人生才开始有了起色,张绍曾、徐世昌这些仕途上的“贵人”,也都是在天津相识的。在那段以天津为“大本营”的岁月里,黄郛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辉煌时期,如果他继续留在天津,说不定他老有善终,生命将被改写。但人生却奇迹般地再次将他带回南方,他人生的棋局亦随之走进了一个死局。

民主道东端原黄郛旧居位置上挺立起崭新的写字楼

黄郛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黄郛写的字

黄郛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黄郛年幼时候家贫,父亲早逝,母亲对他要求严格,家道中落迫使他发奋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04年,他报考浙江武备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转年,黄郛被选派赴日学习军事,成为当年8000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

  在日本,黄郛参加了同盟会,并负责掌管会员名册。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蒋介石、陈其美,因三人是同乡,又年龄相近,彼此甚是投缘。那时候的黄郛是个热血青年,反清情绪激昂,常对众人说:“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陈其美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持光复上海。黄郛和蒋介石分别从北京和东京赶到上海去帮助陈其美,三人指天盟誓,结拜成兄弟。陈其美年长,为大哥;蒋介石最小,排老三;黄郛就有了一位义兄和一位义弟。三人相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据说蒋介石还把这句誓言刻在两柄宝剑上,分别送给两位义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郛被委以兵站总监之职。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黄郛所在的沪军都督府并入江苏都督府,他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部长,负责处理留在津浦铁路沿线的北伐军诸路的遣散工作。他主动解散了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又依次解散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大军解散完毕,并辞去各种职务。黄郛的行动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不久北京政府令他出国考察,但却因宋教仁血案而未能成行。

  1913年,黄郛随孙中山、陈其美在上海参加反袁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候,他突然悲观起来,劝陈其美不要继续从事反袁活动了,陈听不进去,黄郛于是离开日本,先到新加坡,后又到美国,潜心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西方的影响。1915年底(也有资料称1919年),黄郛从美国回到上海,后移居天津。在天津做“寓公”的这几年,黄郛“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不闻窗外之事而专心潜研”,实际上他选择在天津蛰伏,就是积蓄力量准备再涉政坛。1918年前后,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出版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和《战后之世界》两本书。他提出,民国以来屡丧自强之机,其因皆在于内战,所以他“尤痛心疾首于内战”。一战结束后,全球商战打响,中国将成为众矢之的,国人不觉必亡。 黄郛的书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与他探讨政治时局的人越来越多。黄郛“以文会友”结交了张绍曾、张耀曾,应当时国内要求结束混战、实现和平的呼声,黄郛参与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大谈“和平”。

  1921年,在天津蛰伏著书终于为他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春”。他因代徐世昌起草《战后中国》一书,而被任命为中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赴美考察。回国后又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问,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华盛顿会议。1922年,黄郛被任命督办全国财政会议议事,次年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1923年,黄郛经张绍曾介绍,与冯玉祥相交并成为知己。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策划北京政变,黄郛坐镇北京,为冯玉祥联络各种力量,传递信息,直至亲自起草通电文稿,为参加军政会议出谋划策,从头至尾参与了这次政变。

  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政府后,黄郛组成摄政内阁,代理内阁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1924年11月5日,他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议案,鹿钟麟据此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这件具有进步意义的事,被周恩来称赞为“人所不敢为”,完成了辛亥革命应该完成而一直未能完成的大事。但黄郛的摄政内阁仅仅是一个过渡,冯玉祥为时局所迫,不久就与张作霖一起迎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转瞬即逝,他不得不辞去所有职务,重回津门。

  1933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蒋介石急召黄郛商量对日政策,委派黄郛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令其“安定华北人心”。蒋认为,黄郛具有“忍辱负重,诚非常人所能堪”的性格,最能领会和执行“委曲求全”的外交方针。而黄郛自己也知道北上“不光是跳火坑,简直是拆火巷”,但他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北上就职。到任不久,黄郛与日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协议,签订《停战案概要备忘录》。随后,黄派代表与冈村宁次在塘沽开始停战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华北大门洞开,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此后黄郛又与日方进行了接收区及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的《塘沽协定》善后谈判。谈判中,黄郛曾坚持“不签字,不换文”,企图逃避国人指责,他也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但终究在“委曲求全”的总方针下未能达成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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