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上海的名画家、实业家和亲日人士王一亭买下了这处老房子，并将其更名为梓园，因为庭院中矗立着一棵种植于明代的梓树，后来梓园的由来。
王一亭在院落中建造了一座古怪的宅邸，将意大利百叶窗、哥特式窗户和希腊式廊柱融入一体。宅邸周围有飞檐的亭阁和假山，如梦如幻。梓园吸引了国际人士，1922年，爱因斯坦携夫人与王一亭一起在八角形的餐室品尝河鲜。当老城厢衰败之时，梓园却兴旺发达。作为日本天皇对王一亭友谊的表示，日本帝国的建筑师被派到到上海，为宅邸设计了一座华丽的新屋顶。解放后，梓园住进了一大批无产阶级。王一亭的宅邸加高了两层，上层是波纹铁皮草草搭建起来的顶楼，老房子气派的阳台用石板砌了起来又挤进两家人家。激进的红卫兵毁坏了花园，花园被一家粗金属加工厂取而代之。
乔家路113号，隐匿在上海老城厢的迷巷里。沿街的门楼是一个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倾向的建筑，上海老房子“梓园”两字由吴昌硕所题。二层正中有深凹的拱券和两根奇特的“不着地”的壁柱，夹着一方石鼓文字体的题额：梓园。门洞上方的弧形线脚内贴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混杂着横竖的牌匾，剥落的粉刷，加上正午小街上焦灼的气味，这种时间和空间杂糅的文化语言都显得非常遥远。走进门楼，迎面是一座英国古典式的洋房，揣摩它的造型，细部变化而人寻味。梓园当年的主人名士王一亭曾在1922年接待了访问中国的爱因斯坦夫妇。 
老上海的历史不仅限于法租界之内，而是更为深远。上海的过去很大程度上能在老城厢里探寻到，这里是上海旧时的中心，在区域上和管辖上都与欧洲租界分开。这种分离而又邻近外国影响的状况结出了奇怪的果实，体现在一栋被称作为梓园的大宅上。在19世纪，国际化上海的崛起印证了上海华人区的衰落。随着欧洲人在外滩一带的兴起，城墙里的居民发现他们处在文明的边缘，他们历经许多世纪的古老生活方式衰败了。省级官员勒索市级官员，市级官员回头剥削城里居民。
